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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初，有幸收到了江苏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犯罪检察部主任万龙的新作——《新型隐性受贿犯罪实务疑难解析》。研读之后，深感该书兼具扎实的理论厚度与鲜明的实践导向。该书立足受贿罪基本构成要件，创新性地提出了“标准与非标准形态”分析模式，用典型案例解剖实务痛点、提炼规则，以回应办案困惑。对广大检察干警而言，这本书不仅是破解办理新型隐性受贿案件难题的“工具书”，更是提升职务犯罪检察专业素养与办案能力的“教科书”。

　　在传统受贿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整个犯罪过程呈现出行为主体单一、职权行使直接、谋利内容具体、权钱交易清晰的典型特征。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受贿犯罪“手段升级”“花样翻新”，逐步呈现出主体幕后化、手段隐蔽化、交易市场化的趋势。在行为方式上，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往往不再直接办事，而转化为承诺办事甚至不办事；在职权利用上，不再直接行使自己的职务便利，而是利用多层级的隶属、制约或者斡旋关系，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或者指定交付；在收受对象上，收受的财物不只是有形的，还有无形的财产性利益、商业机会甚至预期利益。

　　书中精选了110余个典型案例，全面涵盖了受贿罪犯罪主体、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四大核心构成要件，重点聚焦“非标准形态”，通过梳理争议观点，详细拆解分析，直击办案中的疑难问题。例如，特定关系人虽未转请托但明知财物性质而收受财物，实践中对该情形是否应认定为受贿罪共犯还存在争议。该书在“受贿犯罪主体的标准与非标准形态”一章，以张某受贿案、罗某受贿案为例，从承继的共犯、帮助的共犯角度对该情形进行了详细的理论阐述。又如，针对隶属制约关系、斡旋关系、密切关系相互交织时，行为性质如何认定的实践难题，在“职务便利的标准与非标准形态”一章中，先后选取了刘某受贿案、某甲受贿案等3个案例，分别对先利用斡旋关系再利用隶属关系、先利用隶属关系再利用斡旋关系以及先利用隶属关系再利用密切关系等不同情形进行细致分析，并结合谋利事项实现过程与权力具体行使情况，综合评判最初收财人和最终用权人之间的职权关系。

　　在办案方法层面，该书充分运用“穿透式审查”思维，根据新型隐性受贿犯罪的不同样态，提出了体系化的审查认定路径：针对行为人收受虚拟货币的情形，主张穿透虚拟货币的技术包装，重点审查区块链交易溯源、电子数据控制权、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兑换情况等方面，从而构建完整证据链条。针对行为人接受商业机会的情形，主张穿透“商业合作”外在形式，立足是否实质开展商业活动这一核心要件，通过审查中间环节的必要性以及经营活动的真实性、风险性，准确区分贪污罪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针对行为人收受原始股的情形，主张穿透“股权收益”的形式外衣，把握非法利益输送的本质属性，结合原始股交易的特殊阶段和市场交易规则，排除正常市场波动因素，以禁售期届满当天的最低价为核心计算基础，实现犯罪数额的精准、规范认定。

　　在司法规则层面，书中提炼出一系列可供办案参考的司法认定标准：例如，在索贿的认定上，需满足“主动性”与“强迫性”的双重属性——即国家工作人员主动提出财物要求，且行贿人并非自愿交付即可成立，无需以实际造成行贿人的心理强制或精神痛苦为必要。这一标准降低了调查取证和司法审查的难度，不仅便于实务操作，而且契合了刑法关于索贿从重处罚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又如，关于事后受贿的认定，该书提出要从履职行为与他人获利之间的关联程度，履职行为和收受财物行为发生的时间间隔，收受财物与履职行为的对价关系，收受财物的数额、原因等方面综合把握，这一认定标准厘清了感情投资型受贿与事后受贿之间的界限，有效消解了事后受贿认定中的模糊地带。

　　习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新型受贿的隐性变异、翻新升级，对检察机关履职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坚守罪刑法定、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原则，又要善于运用创新思维破解实践难题，从而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新型隐性受贿犯罪实务疑难解析》一书通过对大量受贿案例的理论分析，提炼出一系列贴合实际的司法规则和办案方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随着这本书的发行问世，它将成为检察干警破解新型隐性受贿犯罪案件难题的“案头手册”与“办案指南”，为提升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质效提供更大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