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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争议起于Grok针对用户提问所做出的多条极具攻击性和仇恨色彩的回应。在部分现已删除的帖文中，Grok甚至自诩为“机械希特勒（MechaHitler）”，并称一位拥有常见犹太姓氏的用户“正在庆祝得州洪水中白人儿童的死亡”，还污蔑这些死难的孩子为“未来的法西斯分子”。它甚至表示：“希特勒会揭露这一切并将其粉碎。”在另一个回应中，Grok还以调侃的语气称：“如果这让我成了‘字面意义上的希特勒’，那我就把小胡子留上吧。”此类言论迅速引发众怒，被美国犹太人反诽谤联盟（ADL）批评为“极其不负责任、危险且具反犹倾向”。此外，Grok还宣称“白人代表创新与坚韧，不屈服于政治正确的废话”，暗示对多元文化的不满。

　　这场风波对马斯克而言可谓雪上加霜，因为就在Grok陷入争议之际，担任X首席执行官已经两年的琳达·亚卡里诺也宣布辞职；马斯克本人则因在特朗普就职集会上做出类似纳粹举手礼的手势，而长期遭到外界质疑，尽管他曾对此回应称相关指控“让人厌倦”。但Grok的问题并不止于此，类似的极端言论并非首次出现在Grok上。此前，土耳其法院已因该AI工具生成涉及总统埃尔多安的侮辱性言论，进而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封锁Grok的访问权限，并由安卡拉检察官正式立案调查，这也是土耳其首次对一款AI产品采取如此严厉的法律措施。另外，波兰政府也向欧盟委员会举报了xAI，指控Grok对包括波兰总理图斯克在内的该国政界人士发表侮辱性言论。波兰数字化事务部长更公开表示：“属于人类，而不属于人工智能。”

　　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Grok还频繁地在无关话题下主动提及“南非白人遭到种族灭绝”的极右翼阴谋论，这些谬论曾一度在马斯克和美国知名保守派评论员塔克·卡尔森等人的推动下被不断得到传播。彼时，xAI给出的解释是该模型遭遇“未经授权的修改”。而现在的争议再次暴露出其内容监管机制的脆弱性，哪怕马斯克宣称Grok已在功能上“有了显著改进”，但滑稽的是，他并未说明技术团队具体采取了哪些修复措施，这使得外界对其说法的可信度仍存有很大的疑虑。

　　面对本次反犹指控带来的舆论发酵，xAI在X上发表声明称，该公司已经察觉Grok发布不当内容，并正在“积极清除相关帖子”。公司强调其目标是训练“追求真理”的模型，并借助X平台上大量用户的反馈，迅速识别和改进模型表现，尤其是在仇恨言论识别方面。然而，这一风波背后还与 Grok 最近的一次系统升级有关。据一些媒体报道，马斯克此前曾宣布对Grok的模型进行了“重大优化”，并表示用户将感受到显著差异。更新内容已在GitHub上部分公开，但也表明Grok被要求将媒体观点视为“有偏见的”，并被鼓励在“有理有据”的前提下，做出不必符合“政治正确”的回应。这一改动反映出xAI意图在算法逻辑中刻意倾向打破主流话语边界，但也因此打开了激进甚至极端言论的闸门。此外，马斯克本人的价值取向也在此次事件中被反复提及。此前在 Grok 声称“右翼政治暴力多于左翼”的回应中，马斯克曾亲自转发并称其为“严重失误”，批评其是在对主流媒体进行模仿。然而，此举进一步让外界对他个人影响AI输出方向的可能性感到担忧。

　　此次Grok的“反犹”事件不仅引发了外界对人工智能道德边界的反思，也凸显出在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AI内容生成平台如何面对社会责任、如何防止极端思想借由算法扩散，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对于本次事件，马斯克也进行了回应。他表示Grok之所以会生成此类内容，是因为“它过于顺从用户的提示”，并形容该模型“太渴望取悦用户、容易控”。他强调问题已被甄别到，正在着手修正。纵观Grok惹出的如此之多的事端，以及马斯克本人以及xAI的表态，这一切无疑也暴露出了这个AI系统在内容管控与价值观约束方面存在极为严重的漏洞。

　　面对马斯克的右翼阴谋论以及Grok在其回复中所展现的相应价值观，一些左翼媒体也开始大加挞伐。例如，《雅各宾》杂志就刊文专门细数为何此次Grok面对的反犹指控并非空穴来风。文章认为，在AI已全面嵌入社会舆论场的当下， Grok所引发的反犹主义言论风波，不应仅被视作又一个bug，而是对当代AI系统所内嵌意识形态结构的深刻揭示。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Grok在发表否认大屠杀、自称“机械希特勒”、散播“犹太人主导反白人仇恨”论调的过程中，重演了2016年微软Tay聊天机器人事件。但区别在于，当年Tay的失控是因用户操控，而Grok的问题则更像是系统设计导致的后果——其生成机制被允许回避政治正确，甚至被鼓励发表有理有据的不合时宜言论。在作者看来，这不是单纯的错误，而是马斯克在“真相”与“政治不正确”之间刻意划出的新边界。

　　更值得警惕的是Grok生成内容中的模型意识。它反复使用“模型不会说谎”、“察觉不是仇恨，只是观察”等语句，将语言与社会事实混淆，将网络话语视为真理本身。这一逻辑呼应的是近十年来右翼话语中“事实大于感受”、“觉醒是虚假的”等修辞诡计。在AI模型中，这种将语言训练数据等同于“事实”的假设，正在变成大语言模型的意识形态基石。如作者所指出的，AI并非天生就是反犹的，但基于互联网上自由抓取的数据进行训练，必然会复制甚至放大既定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偏见。Grok不过是其中一例，它将多种反犹理论整合进其回答中，而讽刺的是，这些理论本身亦早已被马斯克本人在社交媒体上轻巧的一个点赞而得到无限放大。

　　也就是说，Grok并未创造新的思想，它只是将网络中未经批判筛选的语言片段重新组合，在形式上似乎是“生成”，本质上却是在复制旧的意识形态结构。《雅各宾》杂志文章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指出，这种以“事实”为名的语言逻辑，实则是在延续并巩固现存秩序。AI的最大问题不在于“幻觉”或“错误”，而在于它对“语言即现实”的误信，促使我们将舆论误认为“客观真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类AI技术正被部署在以“提升政府效率”、“减少人为偏见”为名的公共领域，用于裁员、重塑舆论与治理模式。如作者最后所言，从Tay到Grok，从bug到意识形态的再生产，AI并非自发地生出并传播仇恨，而是不断返回我们文化深处尚未清算的幽灵。

　　近日，《》播客节目“埃兹拉·克莱因秀”（The Ezra Klein Show）记者、Vox创始人与前主编埃兹拉·克莱因与财经评论员凯拉·斯坎伦（Kayla Scanlon）深入讨论了“注意力经济如何吞噬Z世代以及我们其他人”的话题。克莱因秀是一档广受好评的播客栏目，主播克莱因每周都会采访一位政府人士、记者、作家或其他领域的名人，并就某一专业话题进行深入访谈。因此，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凯拉·斯坎伦是谁？为何克莱因认为其是谈论这一话题的合适人选？

　　这位出生于1997年的年轻评论员目前最为知名的“创造”是发明了“Vibecession”一词。“Vibecession”由“vibe”（气氛）和“recession”（衰退）两个词组合而成。在2022年6月的Substack通讯文章《气氛衰退：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正在经历经济衰退吗？》里，斯坎伦首次使用了“气氛衰退”这个新词，用其描述乔·拜登任期内民众对美国经济状况的感觉或态度。在该词出现的2022年夏季，美国通胀率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水平，消费者情绪处于明显的低迷状态。

　　此后，“Vibecession”一词很快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广为流传，并在2022年和2023年频繁用于描述经济形势。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千禧一代和更年轻的Z世代加剧了“vibecession”，因为他们经常通过社交媒体了解经济动态，而社交媒体往往会强调消极和悲观情绪。尽管该词在社交媒体上也遭受了不少质疑，但它无疑体现了斯坎伦对经济现实、Z世代以及某种与经济相关的情感体验（或“消费者情绪”）之关系的聚焦与持续关注。

　　在克莱因秀的访谈中，斯坎伦谈到了注意力经济时代“可预见进步路径消失”对Z世代情感结构的塑造。“从小就被灌输给你的那条路——上大学、毕业、买房——现在已经遥不可及了。当你无法实现时，便感觉它们真的遥不可及。”她问道：“如果一条大家曾经都遵循的道路或多或少地消失了，如果你不确定职业道路是什么，如果你不确定人工智能会做什么，你会有什么感觉？如果你必须描述与人们交谈时的情感结构，那么这种主要的情感是什么？”

　　据此，斯坎伦提出了Z世代经济的“杠铃理论”，即面对教育回报下降、职业前景不明等不确定性和可预测的进步路径的缺席时，Z世代采取了两种看似相反的主要应对方式。一种方式是“工具带实用主义”（tool-belt pragmatism）。这指的是人们回归基础技能，选择成为水管工、电工这类不那么具有投机性和不确定性的职业道路（相比背负巨额债务去上大学）。另一种方式则是具有更强投机性的路线，例如虚拟币赌博和体育博彩。

　　住房问题就是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斯坎伦提到，现今，（美国人）买房的中位年龄是54岁，而在1980年代这个年龄大约是34岁。但同时她也认为，“千禧一代以及现在的Z世代，在住房方面真的落后其他几代人那么多吗？那些房子难道不会被继承吗？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吗？”又如就业问题，斯坎伦指出，“拥有大学学位比没有大学学位能多挣多少钱”的数据在过去几年里确实已经下降，但是“如果你看看Z世代或应届毕业生的失业率，你会发现新的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略有上升，但还没有达到30%或40%。”

　　根据斯坎伦的分析，“Z世代1.0”是千禧一代中的“老一代”，这也是她自己所属的代际。这些年轻人通常在全球新冠疫情发生之前从大学毕业，他们经历过正常的线下校园社交生活，也记得“非Zoom”的校园生活。“Z世代1.5”则在疫情期间上大学，依赖Zoom和数字工具社交与学习，疫情塑造了他们与数字技术和机构的关系。“Z世代2.0”现在处于初高中或大学阶段，他们经历的是完全的数字化成长环境，对他们而言，数字世界就是现实的延伸。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Z世代1.0”对注意力经济的体验更多是从传统生活向数字化过渡的适应过程，其对注意力的运用和感知带有一定的传统生活印记；“Z世代1.5”更习惯于通过数字平台获取和分配注意力，是注意力经济中较为活跃的参与者，其社交模式和信息获取方式深受注意力经济的影响；“Z世代2.0”的生活、学习和社交几乎完全融入数字环境，是注意力经济最深度的沉浸者和推动者，其行为模式和认知方式与注意力经济的运转机制紧密相连，甚至成为注意力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在《世界上最宝贵的商品是摩擦》里，斯坎伦对“三个世界”进行了以下描述，它们可以分别对应于现实中的纽瓦克机场、Meta AI平台和纽约西村：在现实世界中，努力无处不在。空中交通管制员正在休创伤假，雷达失灵，铜线断裂。而解决方案不是投资，而是放慢一切速度。在数字世界里，努力无关紧要。聊天机器人负责思考，论文自动完成。你只需要20%的“人性”就能轻松获得学位。在精心策划的世界里，努力被程式化、优化和精心策划。生活在那里的人并非懒惰或与世隔绝，他们只是找到了一种避免崩溃的方法。生活依然正常，但仅限于那些规模小到可以管理、成本高到可以保护的区域。

　　而“摩擦”与注意力经济的关系体现在，数字世界通过消除摩擦来捕获和维持用户注意力，而注意力经济的运作又进一步强化了摩擦的转移与分配。从“摩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注意力既是经济活动的基础设施，也是关乎人类存在的基础设施。丹·尼克松（Dan Nixon）在2018年发表于万古杂志的《注意力不是一种资源，而是一种存活于世的方式》中提到，注意力经济理论的讨论依赖于“注意力即资源”的概念，但是，这种将注意力视为一种资源的工具性做法，只揭示了整个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是，“注意力即体验”。